Walking

我是1983年生的小孩。六岁上小学，叫作“长征小学”。

一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每周一下午的班会课都是给我们讲资本主义的罪恶（她总是把“资”念成“基”）。

长征小学是个很小的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如果要开展什么活动，进行竞赛，只能分成高、中、低年级三组。高年级就是五年级和六年级比赛，中低年级类似地在相应的两个年级之间比赛。这样在拔河比赛上有点不公平，但也没办法。我们小学还算是比较好的，下面有一个小操场，有三条爬杆，一个旗杆。每周五下午还有鼓号队的训练，他们都是高年级学生。每周一他们就要吹一下。周一升完旗了，还有国旗下的讲话。每天下午在上课之前，嗽叭都会播放音乐，那时候最常播的两个音乐是《闪闪的红星》和《我为祖国献石油》。每当我听到童星合唱的“红星星闪闪，放光芒。红星灿灿，暖胸怀……”的熟悉旋律，脑中就能浮现出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离上课还有十几分钟，我背着小书包扎着红领巾走进了歌声中树影婆裟的校园，校园里小朋友们跑跑跳跳地扎着好几堆，有玩警察抓人的，有跳橡皮筋的，有扔沙包的，还有一些乱跑乱追的穿插在其中，爬杆被晃的咣咣地想，水泥乒乓球台上充满着稚嫩的讨价还价的争吵……“天不怕地不怕，风雨雷电任随它”这是当初让我记住这首歌的歌词。现在想想，别看当时我们只是撒落在小楼和地上的一群小屁孩，这些歌曲的旋律却神奇地印在了只顾玩耍的我们的心中。

三年级数学要学习珠算，大家都要回家问家里要一个算盘。老师呢就在黑板上挂上一个很大的算盘教具，那个教具的珠子是绿色的，拨上去的时候发出嘎嘎的声音。那时候感觉来回就那几句口决，太简单了，但是老师偏偏讲得不紧不慢，那个该拨下来的珠子，我在自己的算盘上已经拨下来好几篇了，但是讲台上教具的那颗我盯着盼了半节课，就老是不拨下来。

每个教室后墙的黑板是用来做墙报用的。我记得一直到五年级，墙报都是纯粹用彩色粉笔来画。学校不时还会搞墙报评比。一般墙报上面会写一些知识性的内容，贴上一些写得好的作文，还要画点儿花边啊什么的。最隆重的就是国庆的时候的了，连班主任都出动，天天放学要搞到六点钟。我字写得那叫一个烂，基本上无缘参与墙报的创作，但也有经常帮忙用水擦洗黑板等体力活。最牛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国庆我负责画一个天安门了，那天安门上面还要画一排灯笼，周围还要画上光芒。

我们小学是华侨补校和农垦局两个大院合办的，基本上都是两个单位的子弟。沾着两个大单位的光，我们小学经常能组织去观看电影。我印象中还是去农垦局的礼堂看的比较多。那时候看过的电影有《焦裕禄》、《雷锋》、《鲁冰花》等，我提的这些都是我当时能看懂的，还有一些反映学校生活的电影，我都忘了。平时华侨补校也有放映队在大操场上放电影。有电影的晚上，家家户户就提着小凳子到大操场去，我们小孩儿自然是兴高采烈地，基本上电影看了一半就在操场上到处乱跑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只记得一个大屏幕，上面的影画反射的光忽明忽暗地变化着，大操场在豆丁点儿大的我们小孩眼中显得更加地大，天上的星星也要比现在多好几倍。我们就在在天幕和银幕下面忘记目的地疯狂追逐，偶尔经过父母坐的地方就要听到一声恶毒的喝斥……

回到学校，我最记得的就是当时掀起的一场学习雷锋的活动，音乐课连续学习了好几首雷锋的歌，但是现在我只能记得比较流行的。当时起码能唱五六首。完了就是雷锋故事朗诵比赛。我记得当时有一本红色的薄薄的“雷锋的故事”，里面分标题写了雷锋的主要事迹。朗诵比赛基本上就是选取一个标题下面的内容有感情地背诵出来。由于当时我成绩好，经常骄傲自大，因此班主任抓我去参加朗诵比赛，选取的标题就是《谦虚谨慎》。我于是不得不把整个《谦虚谨慎》的雷锋故事全背下来，但是比赛完了一个名次也没拿，现在早就忘了《谦虚谨慎》里面有雷锋的哪些事迹了。看来我没有很好的受到教育，导致今天我仍然经常骄傲自大。

说到骄傲，小学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教训就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每次我成绩差了，就不得不从“骄傲”上面找原因。郁闷的是很多时候成绩退步了但我真的认为自己没有骄傲……

小时候回家，红领巾总是被弄得不三不四，往盆子里一扔，打开电视看动画片，看的是《神奇的公主希瑞》、《黑猫警长》、《聪明的一休》。如果晚点儿中央台还有《七巧板》节目，每次七巧板节目教的手工都先说要准备一张什么纸什么笔，每次我都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纸和笔，或者等我找到了凑合的回到电视机前，人家已经做了一半了……导致一直以来我动手能力就很糟糕。

以上的这些回忆是多么美好，我现在也只喜欢回忆这些。但我毕竟还是“长在改革开放”的一代，而且是长在南大门广州，伴随着这些哥哥姐姐们都熟悉的经历的是一些不那么理想的沾有铜臭的东西。我本人不喜欢这些很煞风景的东西，但是那毕竟也是我所经历的时代。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有许多机动游戏的儿童乐园开始火起来了。我们学校也经常收班费组织去这些儿童乐园春游。一般来说每个同学只分配很少的游乐券，如果要玩更多的机动游戏，就要自己掏钱买游乐券了。也从这时起，原本天真无邪的玩伴突然具有了贫富差异。以前充好哥们儿可以共享的简单思想，现在面对兜里的现实，面对机动游戏检票阿姨的铁脸，就变得一钱不值。只能眼看着有的同学能玩，有同学不能玩。不能玩的同学，自然就走开了……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同学们已经算是家境平均了——大家的父母都是农垦局和华侨补校职工，而这两个单位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也比较小。但是，面对机动游戏和口袋的零花钱的差异，对当时的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有着微妙却重要的影响。当时学校还联系了一些食品厂，为我们提供课间餐。以自愿为原则，愿意吃课间餐的才交钱。我妈为了我的营养着想，当然是交了钱给我吃课间餐的，可惜我就是天生不爱吃东西，蛋糕和牛奶发来了，我都不吃，让给家里没交钱的同学吃了。现在想想，还觉得很安心。大概是五年级左右，广州一些小学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提高班，那时候还起了个名字叫作“小星星班”。我作为班里一贯的尖子，从第一年开始就被送去那些提高班上课。可是我恨死那些提高班了，因为它们都是周六、周日上课。以前的周六都跟那么几个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参加了提高班之后他们出去玩，就少了我。

初中考上了名校，那时有不少改革开放之后暴发了的有钱人交重金把孩子塞进去这所学校，因此里面有很多少爷小姐。我这种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自然和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他们穿着T-Shirt，脚踩着几百块一双的耐克鞋，梳着小分头，用高露洁牙膏，听着walkman……。军训的时候，他们都很惨。他们这样子教官必定是看着就不爽的。而像我这样的，虽然瘦弱得一阵风就能吹走，但总算是站得直蹲得稳，穿着校服和“三球”布鞋，形象合格，我所使用的帎头、被子，床铺毛巾牙刷盆什么的都是大众化款式，内务也能认真整理妥当，所以教官无论是平时出操还是内务检查都从来没找过我麻烦。不过教官自然对那些更加出色的同学更加欣赏了，我只记得教官表扬过我一次我的毛巾挂得好。

可是军训之后，那些在外观服饰上的攀比心理就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甚嚣尘上。以我的家庭教育自然是不会纵容我的，于是我不得不学会吞掉那些羡慕的心理。记得那时有一个很流行的小说叫作《花季·雨季》可是我还不到所谓的“花季”就全看完了，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还老把里面几个主人公搞混。

我记得初中语文第一篇课文是关于“熊皮手套”的，但是标题实在是忘了。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临时搜索了一些，原来那篇课文的标题是《这不是一颗流星》。还有许多课文，我现在脑中已经根本想不起到底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课文了。我记得的《西门豹》、《曹操称象》，还有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一篇说明文，还有赵州桥，大概是小学的课文。有一篇叫作《最后的演讲》是关于闻一多的，大概是初中的课文了。无奈我一直语文就很差，现在却很怀念。请允许我再花点儿时间想想还有什么课文……毛泽东写的《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整风运动的文章，是不是初中的？他老人家还写了一篇通讯，是报道人民解放军渡长江成功的，是不是小学的课文？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课文还有好多，毛泽东的工还记得有个“毛四阿婆”，周恩来的当然就是慈祥地给周总理补纽扣的邓妈妈了！还有！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七根火柴》，催人泪下的“一、二、三、四……”。可惜感动并没有帮助我提高语文成绩。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也填补了我不那么完美的童年梦想，里面的场景到现在还存于我的脑海之中。鲁迅提到的“罗汉豆”“茴香豆”也一直是我老家爷爷的拿手小菜。

可是，刚才在我搜索的时候，却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

昨天，远在上海的王周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这篇文章写于1983年，最早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92年首次被选进语文课本，再版时王周生还与编辑一起修改了其中一些词句。当时，谁也没把“熊皮手套”与环保联系起来。王周生一直把作品入选语文课本看得比得奖还荣耀。

今年5月，王周生偶然上网浏览，才发现自己的这篇作品被撤了下来。“刚开始，我心里一沉。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是写得不好’。”后来才惊奇地发现，竟然是因为环保问题。她说：“我一下子就醒了。这个理由合情合理。我反而感到高兴了。”王周生开始反省，“20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保护意识开始深入人心。变化是方方面面的，语文课本也不例外。”

看了之后，心里真的挺不是滋味……

有一篇课文，是我决对不会忘记的，那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最最最记得的一段，就是受采访的战士跟记者说他唯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抗美援朝的小胸章。这对于享受着和平的共和国内的人民群众来说，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小东西，可是对英雄战士来说，却又承载着多么沉重的意义！在学过的课文中，还有邱少云、黄继光等等决不会忘记的英雄形象。看到了魏巍的这个小报道，我能够想到，在他们英勇牺牲的那一刻，如果说他们心中还挂念着什么的话，那就是一个抗美援朝的小胸章！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遇到一个中国版的政治倾向测试，发现我左得很低调（才0.6分），陶洪左得很彻底（1.0x分）。经过一思二思，的确发现我有一些很右很右的倾向；不过再经三思，又大惑不解。盖因这是一个中国版的政治测试，其“左”“右”的概念是中国化了的。

首先就是好像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都很右，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都是洋词儿。这样一来，专制也是右（精英治土人），民主自由也是右（土人自治）。

其次就是关于法律的观点。法治这东西很洋化很西方很右吧？但是许霆案里你如何右法？你支持法治的话，你就是不支持许霆，不支持百姓，不民粹不民主，左得很呢！我就是因为左才支持法治的。我支持恶法也得守，法律就是统制工具，就是用来治你们这些民的。够专制了吧？够左了吧？

于是发现这种测试很无聊，测不出什么来的。

再就是，陶洪居然同意多党制，靠……

再就是同性恋对社会有没有害，在这一点上我是个大右派——强烈认为无害。

我是非常纯的精英主义者，我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我认为遗传残疾不允许有后代。人是螺丝钉，是细胞，随时为集体利益牺牲。只不过，精英是神经元细胞——智者，土人是血红细胞——民工。一群只顾自己的芸芸众生是毫无希望的，这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之根源。与其让其自生自灭还不如让我来一把火烧掉落得个耳根清静。

关于雷锋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骂雷锋日了。有一个SB，叫冉云飞。去年骂了一下，今年又来。他不爽基本因为雷锋代表着愚民的工具，学雷锋者则为一些被愚至很爽之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不学雷锋还会受到某种道德谴责以至如此不爽？又或者没有？

至少他认为雷锋除了是愚民工具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应该摒弃之并永远埋葬。

我去年也了关于雷锋的一篇文章，列出了不同时代关于学雷锋的口号。的确，不同的政治气氛下口号是不一样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学雷锋一度是愚民的工具。不过，在2008年如果还有像冉SB这种人，那就是一堆专制恐惧症患者，充满了濒临精神崩溃时的歇斯底里，这种人，同情一下就过去了。

又或者，彭雷兄给说上几句？

关于道德

这里涉及到道德的问题。在这里很不严肃暂时地把话题从雷锋转到“艳照门”去。某期《一虎一席谈》以艳照门为专题，请来了李银河和某律师。该律师痛心疾首地对艳照门主角进行道德谴责，并对今天社会道德的不断沦丧感到忧心忡忡。我看，从逻辑的角度上说，冉云飞应该就要站到李银河一线，与这位律师针锋相对了。翻开文化人类学研究，可以发现人在原始状态下，不仅乱婚重婚近亲结婚，而且还人吃人。后来，是谁告诉我们要一夫一妻，要从一而终？是谁告诉我们杀猪可以杀人就不行的？说道德是统治阶级进行愚民的软工具可能太过偏激，但至少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成年文化为了保卫自身在社会文化的地位而建立的某种东西，一个时期的道德，不过是当下的成年人守则罢了。不管什么历史时期，在道德上，成年群体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年轻人的道德状态大摇其头。可是道德标准的变迁却随着历史车轮以不为人意志而转移的步阀变迁。可见道德无非也是一种充满工具主义的东西，至于是统治工具，还是某种更宽泛范畴下的工具，已经不是重点了。很显然，成年文化之所以会极立维护既有道德，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变化的活力，他们已经不能依靠变化而巩固其地位了。

其实这是个事物发展过程中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问题。旧事物维护自己地位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招术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了旧的东西，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旧的东西再不好也要一直保留。具体到道德问题也是如此，很多人会跟你说，如果放弃了某些东西，这个社会就要充斥着可怕的不伦不类。而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是从来没有持续过。

就算是谈统治工具，我们也要有勇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要有勇气看到，在历史上，各种思想上的统治在客观上成就了一定时期的文化，有很多还是光辉的文化。很多当时是愚民的说教，在今天被当作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我们可以清醒，也应该清醒。事实上今天很多学者不断地向我们指出以前的这些光辉文化其实不过是当时的愚民工具罢了，大有誓摘其光环之势，其实还是专制恐惧症的症状，歇斯底里发作罢了。

恐惧和恐惧症不同。恐惧症是病态的恐惧。我们应该恐惧专政，恐惧野蛮落后的统治，但是歇斯底里并不利于我们远离我们所恐惧的东西。

我是在一个俞丽拿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小提琴齐奏这种形式的。那是俞丽拿在上音小提琴专业时组织的一种演奏形式，当时我没有听到他们演奏的生音，只是觉得这种形式很生硬，难怪没有成为主流。前段时间看到了《文革小提琴齐奏作品》这个唱片，马上下载来一听，才领略到小提琴齐奏美丽而独特的音色。唱片曲目均为知青一代耳熟能详的曲目，可是有很多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以前听我妈说过，文革的歌曲能流传到改革开放后让我听见的那些，都是比较好听的，没流传下来的，是自己本身不太好听，那个时代过去了，也就没人爱听了。但是这唱片里的每首曲子，在音乐上都很优秀，尤其是那首《我们是学大寨的青年突击队》。

说到小提琴齐奏，就要说起五十年代末上音那个“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何占豪、丁芷诺、俞丽拿等七八人，改编出了《二泉映月》《旱天雷》《步步高》等独奏、齐奏曲。现在市面上俞丽拿和李坚的《梁祝》小协唱片里收录的几个钢琴伴奏作品很多就来自于这个年轻的小组。我上网搜了一下这段历史，本来想找点介绍材料，但是相关的历史越找越多，基本上是围绕《梁祝》小协的。虽然《梁祝》小协的由来我之前已经了解过，但细看了这些历史细节之后仍然很有感触……

“(俞丽拿自述）那一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管弦系，我还不到17岁。从附中开始，我在乐队里就是拉小提琴的，那时这件西洋乐器对于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我们到农村去演出，选了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演完以后，大家说听不懂。比起声乐系学生唱完后下面大喊再来一个，我们感到了强烈的挫败感，决定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党委同意了，却没有把我的名字列进去，理由是我专业成绩好，担心我搞‘实验’分散精力，影响参加小提琴比赛的成绩。我打报告坚决要求才获批。就这样，我们一共六个人，五个大一的女生，加上一个男生何占豪，组成了这个小组。”

“最初的实验，是从民族音乐里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像广东音乐的《步步高》、西北民谣《四季调》、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俞丽拿边讲边演，每奏完一曲，就要观众说出乐曲名）。但我们依然很迷惘。有一次我到北京演出，在舞会上，周恩来总理请我跳舞。我不会跳，但总理说没关系，你跟着我的脚步就行，于是我就不断地踩到他的脚。跳舞的时候，我向总理吐露了我们小组的苦恼，总理说，你们年轻人敢想敢做，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一年以后，总理到上海来，我们就用小提琴给他演奏那几首民族音乐。总理听完对我说：‘俞丽拿，你提的问题现在不是解决得很好吗？’我一听就愣住了，我一个小小的演奏员一年以前向总理提的问题，他居然还记得！我们由此也得到启发，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400多年了，传到中国不受欢迎，乐器本身并没有责任。我们要做的是给它增加一个说‘中国话’的功能，但是我们演的民族乐曲都太短了。”

“转眼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管弦系开始准备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献礼，大家商定要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至于题材，当时正值‘大跃进’，所以想了好多革命口号的题材，比如‘全民皆兵’、‘大炼钢铁’，最后才把最适合小提琴特点的‘梁祝’作为备选题目列上去。但是恰恰就是这个题目，被独具慧眼的党委书记选中了。就这么确定了曲式和题材，但我们是管弦系的，不是作曲系，创作起来有难度。后来领导从作曲系五年级调来一位高才生帮助我们，他就是陈钢。陈钢和何占豪两个人真的是缺一不可，陈钢有作曲的功底，何占豪熟悉产生《梁祝》的土壤——越剧。他是进修生，来自浙江越剧团乐队，受越剧的影响很深，我们开玩笑说，他的骨髓里都有越剧的味道。所以《梁祝》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可能也只有那个年代，人人不为私，才会有那样的成果。”

这段自述基本上能反映整个过程了，其中还有一些小特写。话说我国建国后音乐学院里的教学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的音乐学院学来的，西洋乐器类，课程曲目自然多为西洋古典音乐。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民族音乐实验小组”，而且发起人还是一堆年轻人呢？

到了音乐学院，我感觉到了世外桃源，音乐好像不是为老百姓做的。那时要求我们送音乐下乡，音乐学院组织到农村开音乐会，老百姓开始来的很多，但人却越拉越少。我们问台下的听众：好不好听？答：好听！再问：能不能听懂？答：听不懂！但当时有一种观点，就是要多为老百姓演出，听多了，他们就听懂了。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一次去乡下演出，老人、孩子来了很多，但很快陆续走了很多人，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太太。我们很激动地对她说，老大娘，您很好啊，那么爱听我们的音乐，虽然现在只剩下您一个人，我们也要认真为您演出。老太太说：因为你们坐的凳子是我的！

老百姓需要民间艺术，他们喜欢听越剧、沪剧，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于是在农民的这种需求和启发下，我就写了一个四重奏：梁山伯与祝英台。此外我还用小提琴拉阿炳的“二泉映月”，改编了广东音乐“步步高”，带着这些音乐再去演出，非常受欢迎。我们班级的几个学生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交给校长孟波审批。他说这个名字太大了，你们有什么理论和作品呢，如果没有怎么能称为学派呢？我看起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 比较妥当。于是这个小组成立了，一共6个人，包括俞丽拿、丁芷诺等。

这些人中除了我对民族戏曲音乐比较熟悉外，他们都不熟悉，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西洋音乐，认为巴哈就是音乐，音乐就是巴哈。为了熟悉我们的民族音乐，我们经常在晚上去看越剧、沪剧演出，周末去城隍庙去看去学江南丝竹。

但是，毕竟小提琴是西洋乐器，并不是为中国传统音乐而生的。今天我听到的俞丽拿演奏的中国作品，无论从编曲上到演奏上，其中国味儿都达到了极致，显然，这里面融入的是汗水和天才。

我们在进行小提琴民族化的创作中，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在人们看来我们把小提琴的技法都搞乱了。音乐是艺术的皇冠，而小提琴、钢琴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把小提琴和“下里巴人”的越剧结合，破坏了小提琴艺术的规律，在学术上是很犯忌的。于是我们经常会和反对我们的人进行辩论，在辩论中我们也吸取了其中有益的东西。比如小提琴民族化，用小提琴拉二胡曲子，必须充分发挥小提琴的性能，而不只是把曲子改编一下。

反对声中我也得到了鼓励。在一次并不成功的演奏中，系党支部书记刘品看到了我内心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与忠诚。他鼓励我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大胆探索，这也是孟波在院党委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因为受到了系党支部书记的直接鼓励，我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实验演奏。这首当时被称作“小梁祝”的乐曲，令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的外国音乐家惊喜。应该说，这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已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这就是说，这帮当年的年轻人，是真正热爱小提琴，并把小提琴这个乐器理解到了本质，理解到了骨子里，这才能让小提琴在中国民族乐器中发放新的光彩，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过，在那一个年代，年轻人的思想也是非常纯的……

1958年初秋，盛夏过后，“热火朝天”的日子开始降温。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阵波澜。何占豪和同学们组成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立志要用外来的小提琴奏出民族的音乐语言，使广大群众喜欢。选什么题材好？同学们争论不休。最后集中在三个题材：1.全民皆兵；2.大炼钢铁；3.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调基础上创作。

此“计划”报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正在创作音乐《祖国万岁》向国庆献礼的党委书记孟波，沉思许久，然后毅然在三个题材的“3”字上打了一个“√”。而同学们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第三个题材只是凑数。这是他们当时对文艺不适当的引导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把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简单地视作配合形势的新闻宣传。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当时勾了前两者，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梁祝》协奏曲。

《梁祝》的作曲，现在看到的只有两个名字：何占豪，陈钢。可是只听这个作品，就能感受到这是玩音乐的高手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梁祝》小协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个熟悉的前辈的名字……

……然而，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介绍给孟波。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两个名字，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在这个关键时刻，丁善德教授当起实质上的“艺术总监”。1928年，上海国立音专建校时，丁善德与张曙、冼星海等同是首批学生。后来，他去了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创作多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交响乐作品。在接受指导创作《梁祝》的任务后，他对陈钢“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吐出的每一个乐段，提出修改意见。对于其他老师、专家的意见，丁教授帮助两个学生进行综合、梳理，取其精华。

民乐系主任、著名国乐家卫仲乐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开设讲座，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学生们实现小提琴演奏的“洋为中用”。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向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为他提供各种艺术示范。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陈又新教授，为小组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那儿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说： “很好听！”“很好听！”孟波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

丁善德、卫仲华、陈又新……摆出这些名字，《梁祝》的艺术成就就不再难以解释了。

关于《梁祝》小协与周总理的故事，还有一段小插曲：

《梁祝》轰动，大学生俞丽拿也由此邂逅了周恩来。周总理聆听作品后甚为欣赏，那段时间，只要陪同外国元首来上海，安排文艺演出时差不多都点《梁祝》。

一次，周恩来陪外国元首听完《梁祝》后，让工作人员把俞丽拿叫过来。“小俞，和你商量个事情。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去说一下，能不能改得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总理语气温和。

那晚回家，俞丽拿忐忑不安。当时《梁祝》已深入人心，俞丽拿认为它已是定了型的作品，思忖再三，觉得拉熟了的《梁祝》不能再改。她想，总理只是以个人意见和她商量，没必要大事张扬吧。回到上音，见到陈钢、何占豪，终于还是一字未吐。数月后总理又陪外宾来沪，还是那个剧场，还是俞丽拿和《梁祝》。演出结束时，他边鼓掌边看手腕上的表。宴会结束后，总理直截了当地问：“小俞，你们没改嘛，《梁祝》还是那么长。”俞丽拿有点紧张，站在那里看着总理，只是尴尬地笑。

总理沉吟了一下，笑着挥了挥手，大声说：“我不能苛求艺术家，能不能改，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看到总理的笑容，俞丽拿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此后，总理再未提起此事，以后再听俞丽拿拉《梁祝》，每次都听得很入神。

可是，文革时期《梁祝》没有幸免于难，被认为是“毒源”，俞丽拿等也要抓去“消毒”。这只是文革时期一大批艺术作品命运的翻版。除掉了一批“毒草”后，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文革极左思想状态的作品，代表作就是八个“样板戏”。样板戏之所以能“占领一切文艺舞台”，的确主要由于“毒草”除过之后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极其贫乏，所谓“八亿人民听八个戏”。但这并不等于说样板戏本身是艺术垃圾。搞运动搞批判的人，要宣传思想也离不开艺术；批判完艺术家，回头又要靠艺术家。当时最好的艺术家，把“除毒草”时憋住的一腔艺术天才一股脑倾注在了这仅有的少数文革文艺作品中，简直可称为绝唱！这些作品，其内容虽然是极左的，但其艺术表面却是最真最善最美的。不管是现代京剧还是器乐曲目，文革文艺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遵从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不过，说着用易，通不同音乐同格的融合，并且浑然一体，得出好作品，是难上加难。如果没有吃透音乐艺术的本质，不花工夫去研究和揣摩，得出来的只能是个大杂烩式的垃圾。《黄河》钢协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整个作品处处能听到俄派作曲家的音型和华彩，然而整个作品却活脱脱一个中国味、中国情。不管其创作者当时是受迫还是投机，在艺术上完全受到肯定。现代京剧样板戏则更是杰作，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并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例如像《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戏，汪曾祺先生的词，李慕良先生的曲，一净一生一旦，性格鲜明，行云流水，让敌我双方的三个人物（刁德一、胡传魁、阿庆嫂）在智力、勇气、情感上都获得了多样化的表现。这么丰富的艺术，跟当时的思想环境极其不符，讽刺的是这个作品还是“样板”，可见艺术的神奇力量。其后，《红灯记》唱段还被改成钢琴加板子伴奏的形式，《沙家浜》还被改编成了交响曲——内容是死的，改动一点儿都可能会犯天条，但形式是活的，通过这些改编，让作品的艺术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反观今日被称为“国粹”的京剧，正因为囿于“样板戏”曾经服务于“极左”思潮的历史，所以不敢借鉴，更不敢以此作为一个方向展开表演形式和创作内容上的创新，忙着“音配像”，忙着整理传统曲目，忙着在程式和唱腔上的严格继承，忙着对稍越雷池一步者的当头棒喝；虽然自诩为“高雅艺术”，自诩为“国粹”，其实正在远离时代，远离青年，也就是被迫远离舞台，成为遗老遗少玩赏的“活化石”而最终消亡。

我很理解在文革受到了残酷迫害的人对样板戏的反感，巴金说

“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肉体折磨虽不再会来，但是精神折磨却一直延续至今。样板戏则充当了这一心理效应的某种暗示。可是，杨子荣毕竟没有带着狞笑掐巴金的咽喉，掐他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小屁孩们。尽管今天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已经相当丰富多样，远不像文革时期那样瘠薄，但是像我这个“丰富多样”的享用者，却仍不得不把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等音乐作品排在我心中最高的那些位置上，正如人民音乐出版社金兆钧所说的：

艺术骗不了人，即使最 “左”的时候，音乐还是好听的。王酩的创作是从“文革”开始的；施光南也是在那个年代写出“打起手鼓唱起歌”；傅庚辰在那时候写出“闪闪的红星”。那时候的艺术家（当然不包括趋炎奉势的文痞）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心底里并不吃极左那一套，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纯艺术的东西往作品里塞。即使是“革命题材”也照样可以玩很艺术的东西。一代人都会有他们这一代人的音乐、美术、文学，有这些东西作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代表，你可以否认任何人，但你不可以否认一个民族，否认每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哪怕这代人当时活得比较糟糕。任何时候，人性的东西跟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也应该得到普遍尊重。

真的说得很好！

文革时的这些音乐作品，也成就了一批表演家，殷承宗、李德伦……他们的生涯离不开文革，不谈文革，他们什么也不是。

下面是《沙家浜·智斗》，这个版本中刁德一和胡司令的一段唱段给改成了念白了：

钢琴伴奏《红灯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弹钢琴是殷承宗，刘长瑜唱李铁梅：

下面是李德伦指挥央乐，殷承宗钢琴的《黄河》钢协第四乐章——保卫黄河。和上面的两个视频一样，这些都是文革时期的珍贵录像。这一个《黄河》（连同一、二、三乐章）是最棒的，唯一的版本，没有任何版本够资格跟这一版相比，也再不会有人这样去演绎了，那速度，那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听就知道。文革时代物资缺乏，看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都知道，那时，要搞一台演奏级的大钢琴是很不容易的。这一《黄河》视频里的钢琴性能尚可，标志被去掉了，估计搞不好是斯坦威的呢，中国曲子用西洋音乐体裁表现，这是“洋为中用”；再留意中间有一个镜头给了乐团中间的一个琵琶手，那琵琶声在乐曲的这部分还真能制造一种《十面埋伏》的感觉，这是“古为今用”！第四乐章的一个特点就是《东方红》主题的出现，这据说是殷承宗为了拍政治马屁而改成这样的，原来并没有东方红的主题。但是，原版今天已经很难找了，我只听过东方红版，没觉得有什么突兀的地方。在这一视频里，东方红主题出现的时候，镜头马上切换，对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真让人心潮澎湃，真是极品，建议大家一定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