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y, 2008
Saturday, May 31st, 2008
科学家的厄运
在图书馆借到一本《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简史》，过期了还不舍得还。书是科学出版社1994年的。钱保功打头，很牛很牛。我一向喜欢了解科学史，可惜公共书籍中的化学科学史总是比不上数学、物理科学史丰富有趣。我的关于老化学家的一些秩事也是在网上道听途说得来的。这本我“饭碗”领域的科学史实在是很值得一看。可惜囊中羞涩，复印全书花不起那钱。
其中有一节“科学家的厄运”，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本书不打算叙述参与发展高分子科学的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但至少应该简单提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风云对某些科学家的打击。
H. Staudinger的遗孀M. Staudinger博士将她丈夫的手稿捐赠结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在那里建立了分类的“Staudinger档案”。从中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教于苏黎世时，Staudinger的两次言行使他受到德国国家主义极端分子的敌视。1917年美国参战后，Staudinger发表了一次演说，分析了英、美、法、俄等协约国的巨大工业潜力并得出结论，就资源而言，他们已经比德、奥、土、保联盟强大一倍。他提出“不能理解为何德国政府不尽最大努力使国家免于战争。”根据他遗孀的回忆，Staudinger将此备忘录送交德国高级司令部，极力主张和平，也是在1917年，他给国际红十字会写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提到虽然“在古代，战争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扩大生活范围的唯一方法，但现在情况已不同”。因为技术上有了重大成就，正确使用它们能为人类大大造福。他强烈地反对把科学技术用于增强战争的恐怖，特别是毒气的使用，不幸的是毒气生产已经变得十分价廉价，他写道：“在过云的一切欧洲战争中，……即使军队指挥官产生了这种罪恶的想法，用它们作摧毁性武器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Staudinger并没有指责任何交战国，只是强烈反对一切毒气战，这仍使也遭到F. Haber的残酷打击。F. Haber向德国军队建议使用毒气。在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中，他指责Staudinger向德国的敌人制定复仇的和平条约提供了论据。他声称是法国首先使用了毒气，并未违反国际法，至于受害者“受到物殊痛甘则已为英、美医疗队的报告所否定。”当今的读者必定会感到震惊，Haber甚至向Staudinger写道：“当你的化学知识使你有机会用夸大来扩大影响时，你竭尽全力加以利用。”
1925年送交红十字会的文章被发觉激起了强烈反响，甚至企图阻止Staudinger在弗赖堡担任教授的职务。Staudinger不得不请求前任教授Wieland运用其影响反对这种阻力。他访问了弗赖堡并向“几位绅士”解释了他反对毒气战的态度，直到他们满意。在此行前不久Staudinger为了家法文杂志写了一篇短文，对毒气战的态度已显著不同。这时他声称1919年文章中法文“罪恶”一词是德文“不幸”一词的错译。实际上这不可能是印刷错误。Staudinger与Haber通信中可能从未提到过这一点，后者由于暗示他助长了罪恶活动而被大大地激怒。事实上，他现在写道：如果将来战争不可避免，只要应用本文的道德观点来教虑，毒气……将不是非人道的。”他引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气体中毒引起的长期伤害常常小于武器所引起的。显然这篇文章是为了平息对Staudinger早期立场的批评。然而，1933年随着希特勒政府的得势，签发了一个规定：“由于他过云的政治观点：”，Staudinger不准参加国际会议。实际上，他被禁止参加罗马的一个会议但却参加了1935年法拉第学会的会议，条件是不准带妻子而且把她的缺席用一种不损害德国威信的方式予以解释。
Staudinger认为自己是纳粹的牺牲品，但他怀疑K. Hess策划了各种方式反对他（甚至企图在弗赖堡置换他），这可能是过于夸大了。K. Hess当时是希特勒政府的热情支持者。
W. O. Herrmann曾对聚乙酸乙烯酯作了开创性工作并发明了聚乙烯醇，但由于“政治上的不可靠”于1936年被解聘。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被禁止于同事们告别，因为耽心会引起实验室中的骚动。
1932年随着希特勒的崛起，Mark和Meyer在Ludwigshafen实验室的地位变为十分不稳定。下如Mark所回忆，公司的经理告诉他，政治处境会阻碍他进一步发展（既因为他是奥地利公民，也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并建议他另找工作；对Meyer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了开该公司，成为日内瓦大学的教授。虽然Mark在Ludwigshafen的同事关系似乎很融洽，但染乱头料公司掌权人士对他的憎恨可用G. Kranzlein给Staudinger的信作为例证。Kranzlein当时是Hochst实验室的高分子研究领导人，他写道，你和犹太人打交道是一个错识，你不必和犹太人争论，这对他们过于荣誉。应该避开和轻宙这些人，我们与犹太人一起保距离，……你有责任不再提到他们。”Mark转到维也纳大学任教并很快开始一项聚合物研究。当德国人1938年占领奥地利后，Mark被捕并被质问与前大学Dollfus的问系，Dollfus于1934年被纳粹杀害。Mark终于获释，并设法取回了护照（用了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行贿）。幸而几个月前他接触了国际纸张公司的经理，他建议Mark到Hawkesbury安大略的公司实验室云工作。Mark根据自己的处境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两年后又转入布鲁克林多科工学院并创立了美国第一个高分子化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心。
德国政府的暴行还使另外许多厣史上有影响的科学家学逃往美国，其中研究合成聚合物的有E. Guth，R. Simha和E. Valko。甚至还有更多避难者是研究蛋白质的佼佼者如M. Bergmann，L. Michaelis和F. Haurowitz。
有些避 难者1939战争爆发时正在英国工作，他们被当作“敌对侨民”拘留在马恩岛。从那里，M. Perutz被往加以幽禁，1941年他设法从那里回到了剑桥。F. R. Eirich被送往澳大利亚加以幽禁，虽然他后来获释到墨尔本大学工作，但直到1943年他才得以和英国的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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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31st, 2008
谢老师的评阅意见
环糊精/高分子包合物作为超分子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以及潜在的应用前景。本论文对聚乳酸/聚乙二醇共聚物与α-环糊精包合物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选题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论文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概括了近来在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报道，并进行了细致地、科学地整理、分析、概括和总结，清晰地揭示了高分子包合物的研究历程、现状及发展动态，表明作者拥有较为突出的文献检索及分析能力。同时，论文在详细探讨聚乳酸/聚乙二醇共聚物合成方法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其与α-环糊精形成的包合物展开全面的研究，获得了充实的一手数据资料，并采用了多种选进的分析技术对包合物进行表征，同时结合相关文献的科学结论，对实验现象进行了相当有理论深度的讨论与分析。论证过程依据充分，表述准确，得到的结论合理。本论文的相关研究方法、技术及其结论对同类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是一篇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具有扎实的基础，善于汲取科学文献中的相关理论或结论，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进行系统地分析阐述。从本论文的研究工作及撰写情况，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较好的科学研究素养。
本文唯一不足在于对制备的包合物的性质研究不够，有待加强。
虽然在外人看来通篇不过是溢美之辞，但是我能知道，谢老师看过了我的论文，他讲的方面全是我曾经努力过的方面。我看了很受鼓舞，于是转到此博客上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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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0th, 2008
答辩
在答辩前写一篇以“答辩”为题的博客貌似要把这个事情升华到“人生”的水平，描述一下“人生答辩”之伟大。虽然我打死都不会做这么恶心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想到这些可能性——各种我最痛恨的东西我都能够惟妙惟肖地重构（reconstruct）。
有时觉得我很老，因为我懂得了很多我爸妈懂但没告诉我的东西。我总觉得，那些爸妈已经告诉你的东西，并不是让你成熟的东西，让你成熟的是爸妈们懂但没法告诉你的那part。但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没活多少年，因为我发现我爸妈一定一定还知道很多，尤其是我现在困惑着的事情，他们必然经历过，他们没可能不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活得就像他们没经历过，没在乎过，没想过似的，这些困惑你向他们提起，任何时候都显得很不合时适——只能自己懂，他们没法告诉你。
我应该是很懂得当没人告诉我怎么做的时候该怎么办的。我初中开始住校，我做过很多虽然看来微不足道但我父母毫不知情的大胆决定。比如我把室长的牙刷在厕所水里浸了一下又放回去。当然我也获得了该有的报应，那就是——后来没事情发生。这让我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恐惧——是的，一些邪恶的事情并不是像大人们所说的那样纸包不住火。有些事做了的确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在旁边制止你，没有人帮你清场。该发生的就那样发生了，室长就这么用那个牙刷刷牙了。这就是我受到的教育。
此后我好像在做人上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最终到达了现在这个鸟样。什么鸟样呢？那就是一个表面上说话狂有艺术，狂得体，狂八面玲珑，狂虚伪的人，实际上很敢说很敢做，很说得出口做得出来，因为我比谁都清楚后果。
怎么越写又越像“人生答辩”命题作文了？cut！
周一答辩，在答辩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20:30我终于有时间在这里码点儿鸟字。
前几天叫陶洪给我拷阿桑的歌。阿桑的歌都好悲，我真搞不清楚为什么陶洪能天天听这么悲的歌一点反应都没有。以为这什么连个姓都没有的“阿桑”是很偏门的人，结果某天晚上听到有人铃声是这个……
陶洪的台式机坏了之后，一直就不用台式机了。我总觉得一切都好像在一个巨变的前夕，这个巨变就是我会完全被抽离我原本熟悉的地方，扔到一个新的地方。陶洪的台式机会搬回家去，平时用手提。他要到大学城去建实验室，住那儿。我要把主机搬到28号楼，回到宿舍看着光光如也的两张桌子。说不定我回来的时候空桌子也不显得“光光如也”，因为我会做实验做很晚，做通宵，回到宿舍应该是黑漆漆一片，简单洗洗就上床躺着。
前几天跟某大佬网聊，他说，不喜欢闲，喜欢忙。故意让自己忙，故意让自己参加一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事情。忙好。忙就有很多理由不想很多事情，不理很多事情。于是他在别人眼中看来就是：“使唔使甘搏啊？使唔使去到甘尽啊？（大意：用得着这么拼么？）”读研，课题用得着看这么多文献么？这些文献相关么？用得着做那么多实验么？用得着这么严谨么？用得着通宵么？用得着引用这么多参考文献么？总之一句话——用得着总是拿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么？答曰：没办法，要保证自己忙到全世界人都不便说我什么，只能拿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一条要求最高的路，走到最高的点上。否则你以为谁这么有理想啊？
那么我呢？我看我和他有80％相似，其余20％不同是，我是有理想的。其实，那80％的勤奋，靠那20%的理想，完全能撑起来的了。至于我有没有顺便在逃避什么，就很值得怀疑。
话说，既然我有理想，那么我的勤奋就不是一种悲哀，就算是逃避什么那也是顺便的事情了，我的生活就美满了一半了。另一半为什么不美满？完全是因为我总是活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这是我这个人最大的不足。有时我是能找回自己的，就是我想的是自己的事，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
初中和小学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因为那时我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时候听的是Backstreet’s Boys，Boys zone，等等。上了高中，认识了第一个兄弟，学会了打乒乓球。到现在为止我的乒乓球水平还是当时的样子，用他当时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推挡万能”。认识了第二个兄弟，开始听孙燕姿。到现在为止，孙燕姿的歌我就一直听到未完成那张碟，实际上我和他在Start那张碟之后就没怎么联系了，Leave之后的碟听起来都没什么感觉。后来孙燕姿还出了很多新碟，我都没听过。
女生只记得一个，不知道从谁口中听说她喜欢听张信哲（现在我狂恶心这个声音男不男女不女整天唱怨歌的jb），于是天天晚上在床上学习模仿《不要对他说》一曲。这首歌后来一直没唱了，只记得大三中秋晚会的时候一个师兄唱过，前几天课题组唱K我又点出来唱，发现一点难度都没有……可能当时没声带没发到育完全，老跑调……
上了大学，认识了第三个兄弟，他居然……居然听什么谢霆锋。说实在的，他是我最不爽的一个兄弟了。这么不爽的人我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绝对不会当作为朋友的。于是我还是听了一些谢霆锋的歌，比如什么“活着viva”等等。最近听的一道是“281公里”，我觉得比以前的都好听。
下乡认识了小桌子，一天，晚饭的时候，分完了冬瓜和猪肉，他跟我说：“有一首歌，是这样的：”旧课室里只有一盏低瓦数的白炽灯，他朝着天花某处远眺：“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律”字的旋律，噔地一下就打动了我，我开始注意后面的歌词，注意歌者能够给他的爱人什么。而那个答案，那时候那个人告诉我的那个答案，又让我很长一段时间泡在了校园民谣里了。《青春》《那天》《文科生的一个下午》《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七月》……所有这些歌就好像毒药一样，我一听就伤心地没办法正常地吃饭睡觉。终于有一天我把所有这些歌全扔了删了。除了有些特别流行的我还是常常听到，比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之类的。
所有这些的人，我当时以为我们就算不能一辈子在一起，也会一辈子是兄弟，一辈子干嘛干嘛，好像很什么似的。到头来，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说88就88了，又有新的朋友，新的兄弟了。只是前几次我没意识到。可是吃N堑总得长一智吧，虽然我笨。现在我意识到了，初中就三年，高中也就三年，大学本科，也就四年。大家都只是相处了两三年罢了。17到25岁（也许还要更迟些），正是年轻的时候，生活变来变去的时候，不断地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前进。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年轻老外，在那里装得很鸡巴optimistic，很鸡巴flexible地说：“I like changes. Yes, I do, indeed. New friends, new environment, etc. It’s always exciting to make a lot of new friends. ”当然，说这种话一般是面对一个面试官。不过当我在面试的时候我一定会说：“Hell, no! You think the idiots flirting around here would be anything WITH my old buddies? 算了，用中文。你们这儿的人跟我兄弟比起来全都是垃圾！我到你这儿工作完全是为了升职，个人前途！”孰不知两三年之后我跟他们说：“你们才是我真正的兄弟，真的，以前那些不算。”这才是最恶心的地方。这才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改变，为什么这么不喜欢changes。总有一个声音冷不防地问我一下：“你现在不听校园民谣了吗？”然后我就会突然醒悟：“对哦～我好久没听校园民谣了，好久没跟小桌子联系了——久到不是现在联系一下就行的那种程度了。”不过，前几天唱“不要对他说”，还是一如既往地恶心。也许我清楚，她其实并不一定喜欢听什么张信哲。现在在Boston郁闷着的她，会听什么陈年张信哲么？
听王菲、听古典音乐，则是纯粹没有和其他人产生联系的事情，因此听这两种东西的时候，我都能找回自己。
我要慢慢找回自己。我的生活已经有一半很美好，因为在那一半里，只有我自己，I stay with myself，因此很快乐，在另一半，我也要这样，我要先学会找回自己，再上路。
论文外审专家我选了谢老师，过去送论文给他。我其实很想跟他多聊聊。我看他也挺想和我聊聊。只是机会不多。这次他送回来的评阅意见，充满了褒奖。和基他老师的意见不一样，他的意见是真正从头到尾看完了我的论文，所赞扬的地方都是那些不看过论文不会知道的优点。我真不舍得将这张意见塞进档案袋里交掉，让他们归档，然后永不见天日。谢谢谢老师！很多人赞扬我我都狂无视。我只在意某些人的赞扬，就是那些熟悉我，知道我有多少斤两，有权鄙视我的那些人的赞扬。比如陶洪，比如谢老师，赵老师。其他人的赞扬和倾慕，不是因为他们只是个旁观者，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很弱——或者说很懒，因为（虽然世上有但）人间没有注定的弱。
事业真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请允许我把事业以外的事情放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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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22nd, 2008
从科学家手中全面夺权的理论探讨
我想我的错误是希望任何人都跟我从科学上探讨任何事情。这一点一旦认识到了，就很容易发现其荒谬之处。对于很多人，一日24小时之中，谨慎、理智、客观的状态并不占太多时间。我不知道其他科学工作者怎样，至少我是力求一天24小时处于谨慎、理智、客观的状态。
平时这样也许没什么不妥，但是面对这次地震，无论谁居然还能处于谨慎、理智、客观的状态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全国每一个人都 在痛哭，非理智地奔走相告，失控地漫骂，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自己骗自己不足以成功地逃避现实，因此希望全民共同自欺以增加逃避现实的成功率。 如果谁不识趣地在那里讲客观事实，当然就要受到群众的唾骂。
科学家由于职业的需要，比较善于面对现实，他们总是比一般人早面对现实。当一般人还沉浸在不解、困惑的状态下，科学家早早跑出来当头棒喝，当然不会 讨好人。我觉得科学家没有必要做科普工作，尤其是在特殊事件发生之后“现场上课”。因为一般人并不喜欢上课，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就像考试，搞砸还是自己的 错。科学也没办法普及，普及的都不是科学，而是知识，甚至是一些连知识都谈不上的茶余饭后的“花边科学”。如果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区别是知识量的区别，那 么只要努力，任何不用读大学也可以当科学家了。很多以科学家自居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即所谓的“民间科学家”，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之所以能得到平民的支持， 无非是因为他们符合了1)努力2)有知识这两条平民版的科学家标准。平民和科学家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平民并不觉得求真有什么这么重要，自然规律有什么这 么有趣。对于科学家，知道一件坏事的原因，也就是知道其必然性，就能得到某种安慰；但对平民恰恰相反，告诉他们一件坏事的必然性就等于犯罪。平民的价值观 是现世的，功利的，而且是不稳定，不持久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观就是信念，显然并不是芸芸众生的每个灵魂都怀有信念）。因此，科学家和平民的鸿沟是永远无 法填平的，但是科学家又离不开平民，因为他们花的是平民的钱。科学家躲不开平民的责骂。可以想象，在某种极端民粹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将不存在科学家和科 研机构。平民将从科学家手中全面夺权。
近来，在我国最高民主决策机构中出现了“解散中科院”的声音，全面夺权的那一天已不远了。
